1988年的春天，外文局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的编辑们，收到了比利时读者查理·吉斯林先生的两封不同寻常的来信，其中一封是他亲手书写的遗嘱抄件。在这份遗嘱中，吉斯林先生指定中国报道杂志社接受他的全部遗产。事隔一年，85岁的吉斯林先生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遗产中的款项作为“查理·吉斯林发展基金”，“用来宣传中国，特别是通过发展世界语来宣传中国。”
这是外文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对外刊物读者中的一段感人故事。外文局从1950年开始，陆续创办了《人民中国》、《今日中国》、《中国画报》、《北京周报》等7种对外刊物。许许多多自50年代起就订阅外文局刊物的读者，至今还与编辑部门保持着联系。
曾经来华工作过的美国专家克艾文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她在圣何塞一家图书馆的计算机里发现《今日中国》的文章已被储存在国际上一些著名书刊目录的数据库中，这家图书馆还藏有几年前一对《今日中国》老读者夫妇捐赠的他们所保存的70年代以来的全套杂志。1997年末，外文局赴拉美考察团在墨西哥“人民中国之友”的办公地点也惊喜地发现这里保存着自创刊起几乎各期西班牙文版的《北京周报》和《中国画报》。一位哥斯达黎加读者来信说，他从1974年开始把每月的《今日中国》杂志“一本本保存起来，把它们当成是很全面的、非常好的介绍中国的材料，我收集了近22年，到现在已有256本你们的杂志了，我已成为贵国那一段对外报道史上的见证人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城的中学教员夏利·蒂恩是《今日中国》的老读者，在她任职的很多年中一直把这本刊物作为在课堂上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辅助教材。同样，秘鲁圣马科斯大学教授罗伯托·伦东在来信中也说，他作为大学教师和律师，经常利用《北京周报》和《今日中国》刊登的有关中国统一、西藏和人权方面的文章，向对西方新闻媒介歪曲报道感到疑惑的学生们作出解答。正如外文局老专家、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虽然在我们的刊物中，几乎找不到‘社会主义’这个词，但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从侧面告诉读者，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怎么回事。”
70年代初在日本大阪，有一个胜田弘读书会，每月定期阅读外文局日文版刊物《人民中国》。这是诞生在日本的第一个《人民中国》读书会，其代表就是胜田弘先生。后来在日本各地相继出现的读书会，大都受到大阪读书会和胜田弘先生的影响。当时读书会的成员大多是已退休的老人，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们聚在一起，畅谈对当月号杂志的读后感，胜田弘先生也每于当晚整理寄送中国，从未间断过一次。这些来信，已存有整整两纸箱。如今，胜田弘先生由于年龄原因，已不再担任读书会的负责人，但他表示读《人民中国》将会继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众议院议员海江田万里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人民中国〉和我》，文章中写道：“我与《人民中国》的相识，可追溯到40年以前。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我的父亲是《人民中国》的订阅者。当新闻记者的父亲，时有寄到家中的海外邮件，尤其是每月寄自中国的《人民中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本人是政治家，有必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状况，加之我对中国企业和经济是否顺利发展也感兴趣，如此，最符合我的希望和要求的就是《人民中国》。”类似这样从对中国刊物继而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的老读者还有许许多多。去年，新任埃及驻华大使前往拜会外文局杨正泉局长时提到，他在开罗上大学和写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阅读《中国画报》和《今日中国》了。《北京周报》创办40周年时，特别致信表示祝贺的波兰、印度、匈牙利驻华大使和罗马尼亚驻华公使，都曾是这份刊物长期的和忠实的读者。从15岁就与《北京周报》相识的罗马尼亚驻华公使先生写道：“我第一次看到《北京周报》是1963年。后来数年中我通过《北京周报》了解中国，从而进入了那些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的行列。”
